所以，中国古代一直都有重农抑商的政策。
也许，西方法系中权利的单兵独进，挡住了法律的道德脚步，让西方法学家在法律的道德性问题上原地踏步了两千四百年（庞德语）。这在孟子与荀子的性善论和性恶论中可以看出。
迈克尔·曼有一本重要的著作：《民主的阴暗面》，集中探讨了西方历史上的殖民掠夺和种族清洗，而且总还打着光面堂皇的旗号，他这样说：看一下三位历史杰出人物曾说过的话吧。中间则有圣托马斯行善避恶的自然法第一诫律。在这些权利中，真正原初的、根本性的权利——财产权上从来都是不平等的，而且这种不平等有日益扩大的趋势。而那些所谓平等的权利，即政治权利，却不具备权利的真正意义，[11]在其行使的过程中，必将导致权力在另一种形式上的腐败，使福利国家蹒跚难行，主权债务危机不时发生，民粹主义甚嚣尘上，民族主义渐行渐远，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阿喀琉斯之踵。也没有自觉地体认到道德也需要法律的保护。
道德在西方法律门边踟蹰千年，无能补权利至上之失，难免令人黯然神伤。在西方法系中表现得隐蔽一些，藏在凯尔森、哈特等人对道德的排斥中。这样的习惯对其下属来讲，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怪癖，也会打乱其下属正常的工作安排。
这也适用于布尔迪厄有关占据有利地位者与后来者的竞争：前者固守正统的合法性，后者则趋向颠覆性的异端策略。稍早的时候，军机处有他的政治盟友李鸿藻以及堂兄张之万，后来的军机处则有其姐夫鹿传霖，这些人都是他的重要消息提供者。）其追述之所以可信，是因为戊戌政变事件已过去很多年，张之洞在政治上不但早已安全落地，而且成为清廷名副其实的重臣，按照其一贯的习性，他没必要再在这件事情上留下不实之词。在外所办虽系一枝一节之事，然尚有一枝一节可办耳。
袁世凯干练，言行张扬高调。袁世凯是后起的竞争对手，二者的竞争都在较为隐蔽的状态下进行的，而在公开的场合，二人联合上书朝廷废除科举。
早在被召见之前，张之洞就把该书寄送给黄绍箕，期待的就是这个机会。这便有了二人分别各拟一稿然后合为一个统一文本的决定。在改革的问题上，汉族官员越是能干，其忠诚就越容易被怀疑。无论是张之洞参与康有为在北京组织的进步团体、捐助资金，还是康有为应邀去南京与张之洞会面都是梁鼎芬在中间穿针引线。
他们勾心斗角，消耗了机构有效运转的动力。这样一来，哪些报纸应该呈送皇帝，由张之洞的手下说了算，而康有为疲于忙活的时务官报可能皇帝见都见不着。盖变法二字，为环球各国所愿助、天下志士所愿闻者，皆指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非泛泛改章整顿之谓也。他先是对康有为在北京成立的进步主义团体表示支持，并以个人名义捐助五千银，这对于一个以清廉著称的地方官员而言不是一个小数目，以此表达他对该团体寄予的厚望。
弱者改变自己的唯一出路是向强者学习，并从自己的固有价值中寻找正当性，而中国圣人君子的教诲便是这一价值的源泉。第三，张之洞凭借多年的官场经验和智慧，很容易判断建议者的动机和企图。
杨锐是张之洞的学生和亲信，刘光第虽不是张之洞的门生，但二人也有师生之谊，属于可靠的政治同盟。此次回任，奉旨俟沙案完竣，地方一律安静，再行来京等因。
进入 王人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张之洞 布尔迪厄 行动逻辑 劝学篇 清末新政 。醇贤亲王大为不平，乃于曩所议奏各事，一一皆奏请特旨准行，且事事皆极口称奖……并作手书与枢廷诸公曰：公等幸勿藉枢廷势恐喝张某。作为汉族官员，无论多么能干，政治的可靠性始终比满族身份要差一等。[23]参见前注[4]，戴维·斯沃茨书，第142以下。四十年前，已然谓为乱臣贼子之资。[57]在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九日致西安鹿尚书的电牍中，张之洞说道：鄙意此后一线生机，或思自强，或图相安，非多改旧章、多仿西法不可，并追问：究竟此事慈意若何，略园能透澈否？各省能否切实覆奏，哪几种事可望更张？鄙意第一条欲力扫六部吏例痼习痼弊，枢廷诸公肯否？（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十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06页以下。
1898年4月，也就是百日维新开始前的一个多月，清廷给张之洞下达了一条调令，让他离开经营的武汉前往北京，而湖广总督这个位置由湖北巡抚兼理。事实上，这位朝廷重臣的真情相告还是起了作用，从此在新政变法问题上张之洞的言论和行动更趋谨慎。
读者的预设决定了文本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的表达方式和表达尺度。有的拉帮结派，只是为了获取更大的权力和利益。
场域是斗争的领域，是各种资本包括合法性（符号资本）在内的争夺，是由在资本的类型与数量的基础上形成的统治地位与被统治地位所组成的结构性空间。[29]光绪初年，张之洞在处理官兵滥杀四川东乡县寨民事件上，特别重视时机的重要性，时机一旦成熟他就全力以赴的行动。
具体说，他由儒教支撑的精神世界是自主、自立的，而现实世界的种种问题又使得这个自主的精神世界受到威胁。尽管文件中的文字慷慨激昂，但这不等于就是行动的目标和方向。中国传统的纪年通常是以朝代的年号为标记方式，如康熙十年、雍正五年、乾隆元年等等。见到结网不是目的，找到蜘蛛才是他一贯的行动风格。
其理由就是：既然官制改革是预备立宪的基础，那地方官制的废立都必须围绕预备立宪这个中心进行。[43]张之洞以个人名义向康有为在北京成立的强学会捐助了5000两白银。
不仅如此，文本结构的安排还有另一种意味。[70]此次官制之应如何改定，自以有关于立宪之利害为主。
譬如，《时务报》事件。《劝学篇》在戊戌变法的关键时刻刊行，无论当时在国内还是国外都被看作是一个成功的文本。
张之洞当即接受了这个建议，决定撰写《劝学篇》，提出不同于康有为的改革方案进行反击。其他几重关系，本文将在后面部分展开，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场域概念涵盖了上述所有关系在内，每一种关系都与其他关系相牵扯，作为行动者的张之洞不可能仅在一种关系而抛开其他关系处理自己的问题。其一，皇帝和太后对他并不是特别信任。等他事情料理完毕之后，接到的命令则是暂不需要进京陛见，重新返回湖广总督的位置上。
[13]张之洞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尝见巡抚胡林翼官止鄂抚，而性好举贤，畛域无分，岁时不绝。在中国传统政治语境里，守旧与激进带来的风险是不同的。
特别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以后，太平军不仅事实上占据了中国南方许多省份，而且对满清政府的整个统治也形成了致命的威胁。张之洞作为一个汉族的高级官僚，在处理与皇权的关系时，显得格外谨慎，这既是他对客观情势的冷峻判断，也来自于他的秉性。
事已至此，张之洞想起了这位忠诚幕友先前的警告，邀请他出席由核心幕僚组成的会议并商讨对策。《劝学篇》总体上是从可行性出发提出的一个革新方案，或者说是从最高统治者以及知识分子阶层能够接受的限度而谋划的。
